战略性关键矿产资源，由于在新能源、人工智能、高端制造、航天航空、国防军工产业中具有不可或缺性且难以替代，其意义不言而喻。得益于中国快速工业化过程叠加了信息化和智能化两次技术革命，加之处于工业化后期产业升级转型的特殊发展阶段，中国在关键矿产相关领域已经形成了较为庞大并与之需求相匹配的供应链产业链体系。
中国关键矿产产业链的形成，特别是与能源低碳转型关键矿产相关产业链的快速成长，引发了美西方国家的高度关注与深度焦虑。美西方将中国快速崛起视为地缘政治风险和关键矿产供应安全威胁，是基于意识形态与所谓价值观，以及大国竞争思维理念的具体体现。持续推动科技领域“小院高墙”、产业领域“脱钩断链”、供应链“去中国化”和资源开发领域“组团建群”等本土化、阵营化系列操作，事实上已经割裂了全球化产业分工体系，冲击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由西方主导构建起来的基于全球化和国际产业分工理念的国际秩序。关键矿产产业链被“碎片化”客观上推高了各国资源获取和使用成本，危及人类共同利益。
现有国际秩序正在遭到侵蚀，新的秩序有待建立。当前，深刻认识关键矿产领域的三个不均衡性特征，客观分析大国竞争背景下关键矿产供应链产业链面临的问题与挑战，探讨并构建公平、开放、包容、共享、稳定有序和可持续的矿产资源全球治理体系十分必要。
战略性关键矿产的资源-产业-消费失衡与错位短期内无法改变
战略性关键矿产是需要全球配置的一类重要资源，其供应链产业链贯穿采、选、冶、加工、制造、消费和回收等多个环节，不同环节所依赖的基础条件各异。资源供应端受资源禀赋约束，储量和产量往往集中于少数资源国。冶炼精炼、材料加工和产品制造端则受技术、资本、能源、基础设施和环境治理能力等多种要素制约，通常集中于为数不多的加工制造中心。终端消费主要分布于新能源产业和先进制造业较为集中的工业化国家和后工业化国家。全球关键矿产及其产业链长期处于资源端、加工端、制造端与消费端相对分离和相关产品跨国配置的格局，是既受自然规律支配又受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发展模式多重因素影响的结果，短期内难以改变。战略性关键矿产产业链各环节发展不均衡的问题将长期存在。
第一，资源分布不均衡。
受地球动力学演化过程控制的矿产资源空间分布不均衡性是人类无法改变的客观规律。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的矿产资源都不可能应有尽有或完全满足需求，均需要通过投资开发或国际贸易获得所需资源。以新能源矿产为例，锂资源储量主要分布于智利（31%）、澳大利亚（23%）、阿根廷（13%）和中国（10%），钴资源储量主要分布于刚果（金）（52%）、澳大利亚（15%）和俄罗斯（7%），镍资源储量分布于印度尼西亚（45%）、澳大利亚（18%）和巴西（11%）。
尽管随着科学技术进步，新类型资源会不断被发现，但是包括铁、铜、铝土矿、铅、锌、磷和钾盐等大宗矿产和石油、天然气、煤炭等能源矿产在内的所有矿产资源禀赋差异和空间分布不均衡的基本属性不会改变，这也是当今世界矿产资源需要全球配置的根基。
第二，生产与消费不均衡。
资源空间分布的不均衡性导致资源开发地理分布具有局限性。矿山开发与产品供应多来自少数矿产地或资源富足国家，消费则主要集中于工业化和后工业化发达国家，地理空间上供需分离或生产与消费的不均衡性既受制于国家资源禀赋，也与其经济发展阶段和发展模式密切相关。
以铁、铜、铝、锂、钴和镍六种矿产为例，2024年全球主要消费国和地区是中国、美国、欧盟、韩国和日本。正处于工业化快速发展阶段的印度开始跻身前列，大宗矿产铁、铜、铝消费占比快速提升，预计十年后将赶超中国。与之相比，主要供应国则多为各类资源相对富足但工业化程度较低的国家，如巴西、智利、秘鲁、印度尼西亚、刚果（金）和几内亚等。澳大利亚值得关注，该国既是发达国家，也是全球多种矿产富足的生产大国和供应大国。与多数后工业化发达经济体类似，澳大利亚经济增长与主要矿产资源消费已经基本脱钩，国内重要矿产资源消费处于零增长阶段甚至负增长阶段。澳大利亚将大量初级矿产品出口供应全世界，是其将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发展模式和产业布局的战略选择。
地理分布不均、禀赋要素差异、经济发展阶段和产业布局策略的不同，共同导致了战略性关键矿产供需分离或生产与消费不均衡状态的长期存在，并构成了国际贸易和跨境物流的物质基础。
第三，产业链布局与价值不均衡。
全球战略性关键矿产产业链布局的不均衡，既源于资源地理分布和生产消费错位，也与全球化分工、资本逐利和产业梯级转移有关。资源开采往往位于产业链前端，承担较高的生态扰动和投资风险，但其价值增值空间相对有限。冶炼加工、材料制造和终端产品生产则更依赖技术、资本、市场和产业配套能力，通常能够获得更高附加值。锂产业链可以比较直观地反映这一差异，锂产业链前端矿山原材料提供价值不足1000亿元，主要分布于澳大利亚（29%）、智利（28%）和中国（22%）；选矿和冶炼端价值为1290亿元，增长十分有限，以中国和智利居多；中下游电池材料、电池生产和终端产品生产端，其价值快速增长，达到近30000亿元，增长10~30倍，中国、美国、欧盟、日本和韩国均榜上有名。除锂之外，中国在钴、镍、石墨和稀土等新能源矿产选冶环节、加工环节、制造环节均具有重要地位，由此也引发了国际社会对新能源产业链过于集中于中国的高度关切。
中国主要新能源关键矿产供应链产业链的快速发展，源于三方面的因素。一是在西方发达国家完成工业化后，伴随着自身基础设施完备程度持续提升和社会财富快速积累，国内重要矿产资源消费趋于饱和，一些传统产业和相关制造环节出现供大于求和产能过剩态势。为开拓新市场，降低劳动力成本和环境成本并获得更高的资本回报，西方国家推动了传统矿业及相关产业向境外转移，在享受全球廉价商品的同时，其自身相关产业相继萎缩甚至出现空心化趋势。二是20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等国家相继承接了发达经济体相关产业的转移。在压缩式快速工业化过程中，中国践行了将自然资源转化为社会财富、大幅度提升基础设施建设水平的本质要求，庞大的战略性关键矿产需求，拉动了中国矿业及相关供应链产业链的快速发展。三是响应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倡议，中国提出了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目标。围绕新能源产业发展需求，中国构建了较为庞大并与需求相匹配的关键矿产供应链产业链体系。
中国在新能源关键矿产供应链产业链领域的优势是资源禀赋、产业转移、市场需求、技术积累和全球分工长期共同作用的结果。可以预判，如果全球化进程持续顺利推进，进入后工业化发展阶段的中国，在保持适度产业规模的基础上，推动相关产业向境外转移将是大概率事件。东南亚、拉丁美洲和非洲等即将进入工业化过程的国家承接产业转移也将是一种必然。
图为一艘满载铝矾土矿的轮船抵达日照港。资料图片
关键矿产地缘政治和风险与安全叙事逻辑对全球矿业发展提出了新挑战
关键矿产生产与消费分离，以及相关产业相对集聚的布局，适应了自然规律约束，契合了产业发展基本规律，也顺应了全球化产业分工、共享发展红利的理念。然而，近十年来，地缘政治风险、大国竞争和供应链产业链风险与安全叙事逻辑不断被强化，各种政策工具相继被祭出，矿产资源全球配置格局与供应链产业链正面临着阵营化、碎片化、成本提升和绿色转型受阻等现实挑战。
前已叙及，承接了后工业化国家产业转移，中国在快速工业化过程中某些关键矿产及相关产业链超越西方发达国家并发挥主导作用是全球化产业分工的必然。其结果引发了美西方国家战略焦虑，这也是美西方国家再次强化地缘政治风险和安全叙事逻辑的根源。美西方国家通过组建资源联盟、投资管控、安全审查、友岸外包和政府补贴，以及采购排他等非市场经济手段扩大资源占有，提升供应链产业链控制力，试图降低或摆脱对中国的依赖。一些资源国则通过原矿出口限制、本地加工要求、资源税调整和国家控股甚至“政治站队”等方式提升自身利益与议价能力。这些举措似乎回应了资源安全和产业安全关切，但加剧了全球关键矿产供应链的脆弱性和深层次矛盾。
第一，经济效率与国家安全零和博弈。
在全球化过程中，资本会严格遵循比较优势原则。资本和产业链环节通常会向资源条件好、生产成本低、产业配套完善的地区集聚，以实现更高的资源配置效率。然而，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以“经济安全”“供应链安全”和“去风险化”为政策依据，来降低对单一外国供应商的依赖，推动关键矿产供应链向本土或所谓“可信伙伴”范围内重组。这意味着必须牺牲经济效率。这种对安全溢价的追求直接导致了全球经济的碎片化和高昂的系统性成本。研究表明，“友岸外包”本质上会增加供应链的重置成本，为了从所谓“受信任伙伴”处获得安全供应，下游制造商往往需要承担10%~30%的价格溢价，同时还需面对更为冗长的开发周期和严苛的环保审批。当每个主要经济体都试图建立一套独立、封闭且安全的本土供应链时，全球不仅面临严重的资本重复建设，更会大幅推高绿色转型技术的整体成本。
第二，资源主权与跨国资本分配结构性矛盾。
当前的资源民族主义已不仅局限于提高矿产税收或争夺矿业权，而且深受能源转型和供应链重构驱动，资源国（尤其是全球南方国家）迫切希望摆脱长期作为廉价初级原料供应地的“资源诅咒”。从内部视角看，这些国家认为必须改变历史模式，通过出口限制强行推动“价值链本土化”。例如，印度尼西亚不仅全面禁止未加工红土镍矿出口，其管理者更是将推动镍产业“下游化”塑造成打破殖民时代原料出口剥削模式的民族复兴战略。这种被赋予了“绿色发展主义”合法性的举措，使得矿业开采与电动车电池制造深度绑定，重新获得了政治背书。然而，这种强硬的产业升级诉求，与跨国资本追求利润最大化及低成本冶炼的商业逻辑产生了剧烈摩擦，导致全球投资环境的极大不确定性。
第三，自由贸易规则与出口管制的正面碰撞。
关键矿产已从普通的工业大宗商品，彻底转变为决定大国技术竞争胜负的“地缘战略资产”。这导致世界贸易组织所倡导的自由贸易原则，与各国频繁动用的国家安全出口管制之间产生了深刻的法理冲突与现实冲突。中国在关键矿产产业链的主导地位被认为是这一冲突的核心焦点。目前，中国供应了全球约60%的稀土资源，拥有超过90%的稀土分离产能与精炼产能。作为对美欧贸易战与技术封锁的反制策略，中国相继对镓、锗及稀土加工技术实施出口管制，使美欧感到了蓄意推动单边制裁的“咽喉之痛”，并重返谈判议程。客观上，制裁与反制裁暴露出全球供应链在面临大国博弈时的脆弱性，也使得现有的国际多边贸易协调机制几近瘫痪。
关键矿产地缘政治和风险与安全叙事逻辑是一个难以实现或不可持续的逆全球化思维逻辑。这种叙事逻辑可能导致的后果不仅仅是提高了各国获取和使用关键矿产的成本，更会扰乱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进程，让人类付出更高的代价。
图为一处稀土矿山。资料图片
构建战略性关键矿产全球治理体系需要达成国际共识
在全球经济、政治与生态治理体系中深层次的结构性矛盾始终存在的大背景下，就全球战略性关键矿产配置与产业链重构而言，构建公平、开放、包容、共享、稳定有序和可持续的关键矿产全球治理思路框架十分重要。
基于全球能源低碳转型、产业升级、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与生态环境持续改善的共同需求，通过全球化协同合作与科学合理的产业分工，应该率先制定关键矿产全球治理策略，努力实现提升全球资源配置效率、增强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促进资源国产业升级与公平发展、降低资源获取成本与风险和推动关键矿产产业链绿色低碳转型。构建新的关键矿产全球治理体系应该包括以下基本原则。
第一，公平：以分配为前提，提升资源国参与全球产业链的韧性和能力。
构建关键矿产全球配置新框架，首先应改变资源国长期处于原料供应端、价值获取能力不足的局面。资源富集国家不仅是矿产供给来源，也应成为全球关键矿产产业链的重要参与者。应通过加工能力建设、基础设施投资、技术合作和人才培养，支持资源国由单一原矿出口向选矿、冶炼、初级加工和材料制造等环节延伸。同时，应完善矿业收益分配、社区参与和生态补偿等机制，使资源开发收益更多地改善当地产业发展、就业增长和公共服务。只有提升资源国在产业链中的价值获取能力，关键矿产全球化才具有更强的公平性和可持续性。
第二，开放：破除资源联盟，建立多边互信机制。
鉴于关键矿产供应链具有高度跨国分工特征，封闭化和阵营化难以从根本上解决供应安全问题。应在尊重各国资源主权和产业安全关切的基础上，维护关键矿产贸易、投资和技术合作的基本开放性，减少任意性出口限制和排他性产业政策对全球供应链的冲击。为从根本上化解大国博弈带来的贸易壁垒，联合国大学（UNU）与全球顶尖科学家在2025年联合提出了建立“全球矿产信托”（Global
Minerals Trust）的颠覆性多边治理构想。该信托主张将关键矿产视为“共享的地球资产”，而非零和博弈的战略筹码。参与国在保留本国资源绝对主权的前提下，承诺通过信任框架优先保障矿产向绿色技术领域的稳定流动。这种机制设计，最大程度地去政治化、消除惩罚性进出口限制、重新稳固全球供应链的开放性预期，值得推崇。
第三，包容：整合边缘群体与加强全球南方融资赋能。
包容是关键矿产全球治理区别于传统资源分工模式的重要体现。非洲、拉丁美洲、东南亚等地区是全球关键矿产资源的重要承载地，但是许多资源国在基础设施、工业体系、环境治理、金融服务和技术能力方面仍较薄弱，难以有效参与高附加值环节。未来应通过绿色金融、能力建设、技术援助和联合投资，支持资源国提升勘查开发、冶炼加工、环境监管和产业配套能力。同时，关键矿产国际合作机制不应仅由少数发达经济体主导，而应提高资源国和发展中国家在规则制定、标准建设和利益分配中的话语权，使其由被动资源供应者转变为全球产业链和治理体系的重要参与者。
第四，共享：构建利益共享和风险共担机制。
共享机制要求彻底改变跨国资本对资源国“采完即走”的剥削模式，转向深度的利益捆绑与风险共担。关键矿产产业链涉及资源国、加工国、制造国、消费国、跨国企业、金融机构和地方社区等多类主体，单纯依靠市场交易难以解决利益分配不均和风险外部化问题。应推动建立长期采购协议、联合开发机制、收益分配机制和供应链风险共担机制，使资源开发收益、产业升级机会、绿色转型成本和供应风险在不同主体之间更加均衡分担。对于资源国而言，共享意味着获得更稳定的市场、更高附加值收益和更强产业能力；对于消费国和制造国而言，共享意味着获得更加稳定、可预期和负责任的资源供应。
第五，稳定有序：增强关键矿产供应链韧性和治理协调能力。
真正的稳定有序，绝不是将占产能主导地位的国家强制剥离，而是要正视全球分工的现实，通过多边合作切实增强整个关键矿产供应链的系统韧性。人为阻断全球最高效的加工冶炼产能配置，引发了全球矿产大宗商品价格的剧烈震荡与信号失真，会将本应投入下一代技术研发的海量资本浪费在低水平的产能重复建设上，反而构成了当前全球关键矿产市场最大的“不稳定源”。国际社会应当依托国际能源署（IEA）等机构在2026年强化的“关键矿产安全计划”（Critical Minerals Security Pro⁃
gramme，CMSP），建立一套去政治化的全球市场维稳机制。首先，应全面铺开定期的全球供应链压力测试与桌面推演（Table-Top Exercises），强化对市场操纵与突发中断风险的实时监测与应急响应协调。其次，鼓励各国在多边透明的框架下，建立适度的防卫性战略库存与灵活调配网络，以应对极端天气或突发事件造成的供给“休克”。最后，通过建立真正透明无偏见的供应链独立审计体系，消除各国的安全焦虑，使关键矿产的全球配置重归理性的经济与市场秩序。
第六，可持续：推动关键矿产全生命周期绿色治理和循环利用。
关键矿产虽然支撑新能源和低碳转型，但其开发利用过程可能带来土地扰动、水资源消耗、尾矿污染、碳排放和社区冲突等问题。未来应将环境、社会与治理要求贯穿资源勘查、矿山开采、选矿冶炼、材料制造、产品使用和废弃回收全过程，推动建立碳足迹、水足迹、生态修复、劳工权益、社区责任和供应链尽责管理标准。同时，应加快发展关键矿产循环利用体系，提升废旧动力电池、储能电池、稀土永磁材料、光伏组件和电子废弃物中锂、钴、镍、铜、稀土、银、铝等金属的回收利用能力。通过绿色矿业、清洁冶炼、材料替代和循环利用协同推进，降低一次资源依赖和环境压力，实现关键矿产安全保障与全球可持续发展的统一。
总体来看，战略性关键矿产的资源-产业-消费失衡与错位是自然规律和社会发展规律所决定的内在约束。关键矿产地缘政治风险泛化与安全叙事逻辑强化带来的问题和挑战则是人为制造的外部因素。讨论公平、开放、包容、共享、稳定有序和可持续并非相互独立的目标，而是构建关键矿产全球配置新框架的有机整体。公平强调价值分配，开放强调配置效率，包容强调发展权利，共享强调合作基础，稳定有序强调供应韧性，可持续强调长期约束。未来关键矿产全球治理的重点，不是消除各国之间的相互依赖，而是通过规则协调、产业合作、绿色治理和循环利用，将不对称依赖和脆弱性依赖转化为更加平衡、透明和可持续的全球合作关系。
（作者单位：中国地质科学院全球矿产资源战略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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